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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畿紅跡:“大家一起找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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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晚報

          ▌陳夢溪

          編者按

          在一張珍貴的老照片上,我們看到留美的施滉與羅靜宜站在草坪上。施滉英俊瀟灑,穿著西裝,系著領結。羅靜宜美麗大方,白色的連衣裙,齊耳短發。兩人手中齊齊拿著禮帽,施滉微笑著直視鏡頭,女生側臉看著他大笑,青春活力竟然穿越時間洋溢出來。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黨組織的規模還很弱小,但影響力已經不容忽視!施滉、羅靜宜等一批青年學子已經開始習讀馬列著作,決定“大家一起找共產黨,將來加入共產黨”。在清華英烈紀念碑上,施滉排名第二。

          隨著革命的進程,主動尋找共產黨的進步青年越來越多。抗日戰爭時期,《黃河大合唱》在大江南北迅速傳唱開來,第八章《怒吼吧!黃河》激勵著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奔赴抗日前線,無數進步青年跋山涉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找尋救亡圖存的精神燈塔。

          鮮花寄哀思,盛世告英魂!清明節,我們尋訪了和革命烈士有關的幾處紅色地標。

          紅跡45 清華英烈紀念碑

          名校的秘密組織“超桃”

          從清華大學“二校門”向北走,穿過草坪和老清華學堂,便是清華大禮堂。禮堂西側是“水木清華”。池塘北側土山之陰,校河南邊路旁,是我們此行的目的地之一——清華英烈紀念碑。

          碑石高約兩米,正面鑲有“祖國兒女 清華英烈”八個銅鑄大字,2001年清華校慶90年時,學校對英烈碑進行改建,碑前刻金字“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斗爭中獻身的清華英烈永垂不朽”,最新一次修葺是在2019年,目前刻有65名英烈的姓名。

          清華的第一位烈士是韋杰三,他在“三一八”慘案中身中四彈,并在三天后犧牲。紀念碑上的第二個名字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人公施滉。碑文只寥寥數語:施滉,一九零零年生,一九二六年入學,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臺就義。僅存的幾張照片中,可見他的眼中充滿革命的熱火,頗具翩翩君子風姿。

          施滉是云南洱源人,家中貧困,三歲時便幫母親磨豆漿。他偷偷溫習功課,考取清華大學,父親為他借了一百元,將他送到北京報到。施滉在清華時成績優異,總考第一名。

          1919年,施滉參加了“五四運動”,在6月3日游行時被捕。殘酷的現實斗爭使他進一步認識了社會的黑暗,民族的危機。“五四”之后,愛國、民主思想在清華園中活躍起來。施滉和冀朝鼎、徐永煐等懷著救國救民、追求真理的滿腔熱情,組織了“唯真學會”,宗旨是“本互助和奮斗的精神,研究學術,改良社會,以求人類的真幸福。”

          他們接受了“勞工神圣”的新思想,實行“工學”,經常深入到學校附近的民眾中去。1920年“五一”節前夕,他們編印了一期刊物《勞動聲》,向學校附近工農大眾散發。施滉還主編過《清華周刊》上的《國情報告》專欄。

          1923年,施滉、冀朝鼎、徐永煐、胡敦源、章友江、羅宗震、梅汝璈和女師大附中學生羅靜宜八人,在唯真學會內部又成立了一個名叫“超桃”的秘密核心組織。他們強調集體主義精神,有嚴格的紀律,并提出了“政治救國”的主張。“超桃”唯一的女成員,也是施滉之妻的羅靜宜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采訪口述中,曾回憶施滉與“超桃”的精神追求,“我們要救中國,我們要加入共產黨,但是共產黨在哪里?我們不知道。”1924年,黨剛成立三年,在知識分子中活動不多,他們暫時找不到黨組織。“超桃”就先研究共產黨的理論,讀李大釗、向警予的文章,陳獨秀辦的《新青年》,研究列寧的著作,讀各國領袖的傳記……在比較各種理論和學說后,“超桃”開了會,認為“共產主義最好”,決定“大家一起找共產黨,將來加入共產黨”。

          1924年1月,施滉、徐永煐、何永吉三人代表“唯真學會”到廣州拜訪孫中山先生,探尋改造社會的正確途徑。孫中山熱情地接見了他們,和他們談了兩個多小時,對他們說:“就政治上說,我們應當為多數人謀幸福,為真正沒有幸福的人謀幸福。簡單說來,就是替最下級的人民謀幸福。這層,只有現在的俄國在做,我們所最應當取法的。”鼓勵他們要努力學習,以俄為師。在廣州,他們還見到了李大釗,得到了李先生親切的教導,他們對共產黨開始有所認識。同年,在他們赴美歐留學前,又曾向李大釗請教。李大釗叮囑他們要注意了解美國的社會情況,特別指出留學生應該注意一切為了祖國,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學習對人民有用的知識。

          “超桃”8人中,有7人分別在歐洲和美國加入了共產黨。施滉回國后,曾在上海為地下黨工作。1931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遭到嚴重破壞,多名黨員被捕。施滉臨危受命,以北平藝專教員身份為掩護,擔任中共河北省委領導職務。1933年冬,由于叛徒出賣,施滉與其他13名同志在北平藝專開會時,被國民黨軍警包圍,隨后解至南京。翌年初,施滉在雨花臺英勇就義,年僅34歲。

          補白

          今年是清華大學建校110周年,也是清華黨組織建立95周年。與英烈紀念碑隔河相望的,是“三院遺址·清華第一個中共支部誕生地”。三院是清華校園內最早興建的建筑之一,1912年建成。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著的《長夜星火》中記載,清華學生經過“五四”運動的覺醒,并經過“五卅”到“三一八”的革命洗禮,鍛煉出了第一批共產黨員。1926年11月,從燕京大學經濟系畢業的共產黨員王達成到清華大學圖書館工作,當時清華已有兩名共產黨員雷從敏和朱莽。三人聯系上后即在三院開會,正式成立清華大學第一個支部。當時的黨組織主要是發展黨員、從事國民運動和組織黨內學習等,有時還請北京市委領導來講廣州的革命斗爭情況。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批屠殺共產黨員,此時距清華第一個黨支部成立還不到半年。清華的黨組織在巨大壓力下不但沒有被摧毀,反而逐步發展,在之后的屢次政治運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1949年地下黨組織公開時,清華學生中中共黨員的數量達到10%,在清華地下黨成立的二十多年里,有690位共產黨員在清華工作或學習生活過。

          從英烈碑上許多名字后面的生卒年份可以發現,很多革命烈士犧牲時只有二十幾歲,有的還不到二十歲,可謂“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這些綻放的生命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永遠停止在了他們最年輕最蓬勃的時間。了解歷史才知珍惜當下,我們此時回味烈士的遺愿,再看今日之中國,方知真是“換了人間”。

          紅跡46 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

          最早的黨員四成和北大有關

          現在的北京大學校園原是燕京大學,故校園稱“燕園”。燕京大學最早的“六院”始建于1926年,是兩排六座三合院落,雕梁畫棟,古樸幽靜,是燕大的“深閨”,也是如今北大留存且仍用于教研的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六座院落分兩排相對而立,每排三座,在冬末春初被繁茂的爬山虎枯藤覆蓋。“六院”中間的草坪就是“靜園草坪”。靜園草坪是目前燕園內最大的一塊草坪,同時還是北大師生重要的課余活動場所。

          靜園草坪的北端有五座大小不一的淡紅色大理石石雕,或三角形、或四邊形,整齊中帶些奇峻,不規則中又透著一些肅穆,從上方看去像一個“心”字。這便是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它立在靜院草坪遠離學生常常經過的一側,再往北便通向未名湖,周圍都是些研究所,人跡罕至,頗為靜謐,偶爾有匆匆而過的師生。草坪最前方一座石雕上刻“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 陳云敬書”。

          北京大學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搖籃,是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的誕生地。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絕大多數成員集中在北大,北京大學當時成為北京黨組織活動的中心,因此,也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之一,從五四運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性勝利,直到抗美援朝戰爭,北京大學(包括西南聯大,燕京大學)的師生和校友中,有革命烈士96位(其中中國共產黨黨員83位)。

          紀念碑背面的碑文記錄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犧牲的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第一位就是革命先驅李大釗。紀念碑再往北的小廣場,立著李大釗的雕像。在北京大學校史館的展覽中,我們看到了當年一張北大教職工的“工資單”——“北京大學教職員月薪底冊1918-1919”,從右至左依次寫著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薪酬。

          在中國的高校中,北京大學最早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式列入課程。李大釗開設了“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在李大釗的指導下,鄧中夏、高君宇等19人秘密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北大師生、校友還參與了全國各地的建黨活動:毛澤東與何叔衡等籌備創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在廣州創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成員譚平山等均是北大校友,旅法共產主義小組成員負責人張申府原為北大哲學系講師,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除陳獨秀外,沈雁冰(茅盾)、袁振英和李季等均為北大校友。在中共“一大”前,共8個地方建立了黨組織,其中6個地方黨組織負責人是北大師生或校友,黨員58人中,北大師生校友24人,占40%左右。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北大學生和校友有5人,這些數字可以說明北京大學在建黨時期的突出貢獻。

          幾方紀念碑基座上分別刻有烈士的名字、生卒年份和籍貫,一直在實時增補中,我們發現其中一塊紀念碑的表面石塊較新,碑文也是新刻上的。很多人可能與筆者一樣,在燕園生活多年,卻從未留意碑文上除前三個名字“李大釗 鄧中夏 高君宇”之外那些陌生的名字,但這每一個名字背后,都不只是簡單的幾個字,而是鮮活的生命,是無數令人震撼的故事,他們不應被湮沒。

          補白

          西南聯大的星星之火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張友仁去世前,曾對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楊琥多次回憶起他在西南聯大的兩位同學、舍友,他們也是烈士碑上相鄰的兩位烈士——劉國鋕和齊亮。劉國鋕是四川瀘州人,也是紅色經典小說《紅巖》中劉思揚的原型。他的家人中有不少四川的軍政高官,他卻選了一條為理想艱難奮斗之路!被捕后,劉國鋕的五哥劉國錤(四川建設廳長何北衡的女婿)勸劉國鋕:“你這樣的家庭,有錢又有地位,怎么去當共產黨呢?你要為自己的一生著想,為自己的幸福著想。”劉國鋕拒絕去香港,也不去美國,更不在“脫黨聲明”上簽字,他說:“我死了有黨,等于沒有死;我如果背叛組織,活著又有什么意義!”

          西南聯大許多家境貧寒的同學都接受過劉國鋕的幫助。中共南方局和《新華日報》先后撤離重慶后,劉國鋕在中共重慶地下市委的領導下工作;當中國民主同盟被強令解散之后,他參與建立重慶地下民盟。他為《挺進報》的編印提供經費,并且是報紙重要的發行者之一。1949年11月27日,劉國鋕慷慨就義于重慶歌樂山松林坡刑場,時年28歲。他與未婚妻一同被捕,犧牲在革命勝利前夕,卻毫不畏懼。

          齊亮當時和劉國鋕一起在重慶工作。解放戰爭后期,重慶地下黨成員處于極度危險中,組織希望已經暴露的同志趕緊撤離。齊亮為了營救更多的同志,毅然留下來繼續奔走,最終被叛徒認出,遭到逮捕。他在1949年11月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于重慶歌樂山,時年27歲。他的妻子馬秀英也是烈士,在他被害十幾天后,馬秀英也在重慶渣滓洞殉難。

          作家馬識途今年已107歲高齡,他去年出版小說《夜譚續記》依舊引發了文學界的感嘆。或許很少人知道,他是馬秀英烈士的堂兄,他曾專門寫文章回憶過這段往事。馬識途當時也在重慶地下黨組織工作,他只知道妹妹妹夫是留下來“殿后”,好讓同志們順利撤退,沒有想過他們會雙雙犧牲。他還講到自己作為負責人,曾準備對馬秀英進行處分,因為她在有機會轉移時卻沒行動,甘愿陪著心愛的丈夫齊亮一同赴死。但是,這個“處分”卻再沒有機會送到妹妹手中。

          李大釗、鄧中夏、劉國鋕、齊亮、馬秀英,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和中國人民的幸福,壯烈犧牲了,但他們永遠活在人們心中,他們的精神永遠激勵著一代一代的北大人!

          紅跡47 潞河中學革命烈士紀念碑

          投身中國革命的朝鮮青年

          潞河中學內有一條直通校門的道路,名為“文彬路”。“文彬”是1927年在通州建立第一個共產黨支部的周文彬同志。

          周文彬原名金成鎬,朝鮮族,出生于朝鮮平安道新義州江南洞村。周文彬1908年出生時,日本已經占領了朝鮮半島,周文彬的父親和哥哥都參加了朝鮮獨立運動。因遭到日本人追捕,1914年全家人逃往中國,入中國籍。1916年,周文彬一家來到通縣復興莊定居,復興莊就在潞河中學西邊幾百米,他在潞河小學畢業后,1922年進入潞河中學讀初中。

          春寒料峭,從校門口沿著“文彬路”一直往西走,便能看到如碉堡一般相對而立的人民樓(衛氏樓)與紅樓(謝氏樓),灰色磚墻上布滿枯黃的爬山虎,窗欞是暗紅色的。樓前是一片草坪,草坪中央立著一座不大的銅雕像,初春午后的陽光打在雕像棱角分明的側臉上,靜謐中似乎講述著千言萬語。這是潞河中學在2008年周文彬誕辰100周年時所立“周文彬像”,與兩側超過百年的建筑呼應,在周文彬讀書時,便是當時的教學樓和學生宿舍。

          讀書期間,金成鎬學習刻苦,思想進步。在潞河中學,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李大釗主編的《每周評論》和諸多進步學者主編或執筆的《工人周刊》報等革命刊物和文章,就在進步學生中爭相傳閱。1925年,他和哥哥金永鎬等十幾名進步學生參與了李大釗組織的聲討段祺瑞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動,參與了包圍段執政府的活動,活動中他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釗。通過這次活動,他體會到了群眾的力量,更加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此他堅定了一個選擇:“要加入中國共產黨,跟著李大釗干革命”。

          1926年3月,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從此,北方革命運動轉入低潮。面對反革命的逆流,金成鎬更加堅定革命信念。在讀了李大釗的《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后,他在筆記本上寫道:“革命有退潮必有來潮,進路經逼狹定到平坦,我要在退潮時勇闖海灘,在逼狹的險路上去領略奇絕壯美的景致。”

          “金成鎬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在最艱難的時刻一直堅持革命。”潞河中學黨總支副書記孟洪峰向記者介紹,金成鎬在二哥金永鎬(中共黨員、燕大學生)那里看到了一本《共產黨宣言》,通過學習這本書,他入黨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向二哥表達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心,永鎬向他所在的燕京大學黨支部做了匯報,黨組織同意了金成鎬的請求,并指定金永鎬做他的入黨介紹人。

          入黨后,金成鎬積極發展黨的組織,他在班內組織“社會主義科學”學習小組,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參加學習的學生最多時有30多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金成鎬堅定地站在共產黨和人民的一邊,進一步加強革命活動。他在學校里相繼發展共青團員宏慶隆(又名馮文堂)、張樹棣、康景新、金祥鎬(金成鎬弟弟)、張學淵(張珍)等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潞河中學校史館一層的展廳中,我們看到了金成鎬發展的第一批黨員的介紹,其中不乏名人,如張樹棣原名張克義,是著名將軍張克俠的胞弟。

          1927年秋,經中共北平地委批準,成立了中共潞河中學支部。金成鎬任支部書記,宏慶隆、康景新任支部委員。這是通縣建立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支部。1928年7月,金成鎬在潞河高中畢業后,根據黨組織的需要,在北平專做秘密工作,從那時起化名“周文彬”。1944年10月17日,周文彬等人參加豐灤遷聯合縣委擴大會議時,突遭近3000多日軍包圍,周文彬浴血奮戰,不幸頭部中彈,壯烈犧牲,年僅36歲。周文彬犧牲后,劉少奇同志惋惜地說:“文彬是中朝兩國人民的好兒子,他是我黨我軍一位猛將!可惜他犧牲得太早了,是我黨的一大損失啊!”

          • 編輯:張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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