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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燕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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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日報

          本報記者 孫文曄

          北京,唐代稱幽州,是一個讓大唐帝國既愛又恨的城市。愛是因為此地是唐朝抵御外敵入侵的屏障;恨則緣于此處是安史之亂的策源地,直到唐朝滅亡,此地的藩鎮割據一直讓唐中央政府不知所措。

          初唐時期,長安氣象萬千,幽州尚是邊塞;安史之亂以后,幽州作為節度使手中的“自留地”,被苦心經營,逐步完成了從軍事重鎮到一線城市的角色轉化。

          不過,以往在北京發現的唐代文物并不多,這成了北京史研究上“缺失的一環”。2013年,長溝大墓在萬眾矚目下掀開了墓志蓋,確認墓主人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隨著研究的深入,幽州的“十二時辰”也鮮活起來。





          墓主存疑

          北京叫“墳”的地方不少,但“墳莊村”卻鮮為人知。2007年,王占勇在研究京畿古鎮、房山區長溝鎮時,采訪了墳莊村的幾位老人,把他們講的神秘事件寫進了書里。

          老人們說,在墳莊村西北有一處大墓,坐北朝南大概有幾百畝。上世紀50年代,地面上還散落著大量石人、石獸。

          當地流傳著一則古老傳說,墓內葬的是韃摩王,韃摩王的棺槨下壓著通往涿州的海眼,一旦觸動了韃摩王的棺槨,便會海浪翻天,帶來滅頂之災。“韃摩墳”的守陵人繁衍成村,就是墳莊村。

          1930年代末日軍侵華時,當地民兵挖防空洞,在大墓里發現了色彩鮮艷的壁畫,雕龍畫鳳的石門、石棺。不過,棺槨底下真有個深不可測的黑洞,民兵們想起了海眼詛咒,又一窩蜂地跑了出來。

          1954年冬,興修水利工程,墳莊村挖出了一條一米多長的漢白玉,上有石龍,驚動了文物保護部門,大墓這才重新掩埋。不過,既然有龍,當地便盛傳這是一座王陵。

          明知地下有墓,為什么不挖呢?“考古可不是盜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第二研究室負責人劉乃濤告訴記者,考古工作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課題研究的主動性考古項目,一類是配合基建的搶救性考古項目。定陵發掘后,國家就規定,不能主動發掘帝王陵寢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韃摩墳”,只有傳說,當然不屬于任何一種。

          1970年代,隨著千頭養豬場的設立,大墓的廓形消失,傳說也淡出了村里人的談資。直到2011年,“文化硅谷”項目落戶房山,墳莊村才又熱鬧起來。按照規劃圖,“文化硅谷”建筑群將被打造成花朵形狀,而墳莊村的“韃摩墳”就在其中一片花瓣上。

          和別處不同,墳莊村這塊產業用地有個特殊的身份:地下文物埋藏區。

          由于該地曾發現過戰國時期的紅、灰夾砂陶片、石器等遺存及遼金時期墓葬,故于2008年公布的北京市第三批文物地下埋藏區中,“房山區墳莊村地下文物埋藏區”赫然在列。

          2011年9月,劉乃濤帶領勘探隊到了墳莊村。“我們針對這片文物密集區域,做了拉網式的勘查,每隔1米就會打一個探孔,用這樣的方式勘探了兩個多月。”劉乃濤告訴記者,他們在這塊地上,陸續發掘出戰國、唐、遼、金、明、清時期的墓葬及窯址130多處。

          2011年11月,墳莊村的基建考古勘探已近尾聲,一個不太起眼的山坡,引起了勘探隊的注意。混亂的填土包含物,以及松軟的土層,明顯有著人為翻動過的痕跡。根據經驗,劉乃濤判斷,這座山坡的地下有一座墓葬。

          很快,墓葬的形狀顯露出來,眼前的發現,讓整個考古隊都為之震驚。

          這座大墓整體面積為500到600平方米,比一個籃球場還要大將近100平方米。墓葬鑿山為穴,工程量非常大。在緊挨著大墓的一條土溝里,勘探隊還找到一個殘破的石像,似乎是一只老虎的造型。

          石像生是陵墓前石人、石獸的統稱,根據古代禮制,只有皇帝與重臣的陵墓前才能擺放石像生,低級別官員與平民百姓不準使用。石像生的出現,意味著這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王侯級人物。

          從2012年8月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與房山區文化委員會合作,對這座墓葬開展了考古發掘。這一消息引發了媒體關注,爆料最猛的是一篇報道:《房山發現古墓疑似金代陵寢》。

          “目前不知道墓主人身份高到什么程度,需要等發掘出土文字性文物后才能判定。”雖然房山區文委相關負責人一再強調,考古發掘工作還在進行中,但外界已經在紛紛猜測,這位王者到底是誰了。

          “韃摩墳”里有個“韃”字,而“韃子”是老百姓對北方少數民族的一種俗稱。在北京建都的少數民族,只有金代的女真族、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滿族。清代皇帝安葬在清東陵和清西陵,人口齊全沒有懸念,可以排除。元代皇陵在大草原上,不起墳冢,還得萬馬踏平,也可以排除。那么,就只剩下金代的皇帝們最可疑了。

          這篇報道,并非空穴來風。位于房山區的金陵安葬了金朝的17位皇帝,唯獨少了那位把金朝遷都到北京的海陵王。長溝大墓剛好是一座孤墳,會不會埋葬著海陵王完顏亮呢?

          這種說法甚囂塵上,其實是一種大眾期待。完顏亮起于弒君,又亡于被弒,身上還背了個千古罵名:《金史》說他“天下后世,稱無道之主者,以‘海陵’為首”。

          當了12年金國皇帝,遷都北京,南征宋朝,也算干過大事的人,最后卻沒有被賦予皇帝謚號,還被貶為庶人,趕出“祖墳”,這在帝王史上也極為罕見。

          《金史》記載,完顏亮“改葬于陵西南四十里”,經過GPS定位,從金陵中心也就是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陵寢到長溝大墓,剛好也是40里。

          王德恒是研究金陵的專家,2012年10月曾受邀去研究這座陵墓。他說:“說實在的,作為一個多年來研究寫作金史的人,我非常希望這是完顏亮的墓葬。可是,冷靜下來考慮,對照有關資料,最后,不得不遺憾地說:這個大墓不可能是完顏亮的。”

          首先,里數不對。金代的一尺等于43厘米,那么,此處墓葬距金陵主陵區就只有30里了。而且,“山陵西南四十里”不是指從主陵區開始的40里,而應該從山陵邊沿開始測量,那就更不對了。

          其次,從墓葬規格看,此墓規模宏大,雖遭破壞,仍能看出滿堂彩的壁畫,絕對是第一等級的“王”的規格。而完顏亮是死后二十年,金世宗的兒子完顏允恭想起他逼死母親的仇恨,上旨要求將完顏亮降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的。這種情況下,絕不會給他修建豪華墓葬。

          如果此墓埋葬的不是完顏亮,又會是誰呢?

          唐代大墓

          雖然外界眾說紛紜,但劉乃濤心里有數:“當時我們內部已經有所判斷,這肯定是個唐墓。從勘探時洛陽鏟帶出來的磚塊、壁畫殘片等,就已經顯現出唐代特征。”

          考古現場,一切都呈現出被嚴重侵擾的樣子。

          “這個墓不知道被盜掘過多少回,墓頂也不見蹤影。”劉乃濤說,大墓頂部早已塌陷,泥土隨著坍塌的墓頂,填埋在墓室中,大墓土層中散落著各種陶瓷器殘片。

          記者不禁擔心,數次被盜,還有價值嗎?“從考古價值上來說,一個文物殘片的價值并不比完整器物低多少。”劉乃濤說,此墓盡管不完整,似乎可以出土的“金銀財寶”有限,但是從考古學上講,價值依然很高。

          雖然北京地區自上世紀50年代起就陸續發現了多座唐墓,如安史之亂時著名叛將史思明的墓、幽州節度判官王淑及夫人吳氏墓、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等,但與西安、洛陽比,北京發現的唐墓少、級別低、出土文物也不多,而這座大墓有望填補對唐代北京史研究的“缺環”。

          正是帶著這樣的期許,考古隊員們按土層以及大墓的形狀,一層層細致地往下清理,大墓中的驚喜也越來越多。

          “最先發現的是一塊漢白玉石門立柱,上面還有牡丹花紋,而牡丹在唐代最為盛行。”劉乃濤說,大墓發掘幾天后,就可以“百分百定為唐墓了”。除了石門立柱外,更有力的證據是封門磚。

          擺在墓口的灰磚,呈人字形排列,是用來防盜封門的。磚頭上有一種特殊的紋路——繩紋。唐代磚廠會把未干的磚坯放在麻繩上,使磚體留下繩子的痕跡,不僅美觀,還可以增大摩擦力。

          隨后,墓室中又發現了壁畫。畫面上一個馬廄,里面有幾匹馬,門口還有兩個侍女,從侍女的服飾以及畫法上判斷,這是唐代的壁畫。

          2012年12月,連續發掘兩個月后,大墓已清理到二分之一的深度。隨著恢弘的形制顯現,北京考古學會會長齊心驚呼:“北京地區發現規模如此大的唐代墓葬,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

          大墓背靠上方山,南臨拒馬河,占據了絕佳的風水寶地。墓葬長34米,寬15米,最深處距離地表5米,下部是巖石,鑿石為穴,上部為夯實的土,墓室為青磚砌筑,超過500平方米。

          更霸氣的是,墓室呈“五室一廳”格局——中間是主室,主室南部兩側各有一間耳室,北部兩側各有一間側室,主室后部還有一后室。

          據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對唐墓的研究,在唐代,能享受“兩居室”就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史思明自稱皇帝,也就是“兩居室”,這個“五室一廳”的陰宅主人,簡直是個土豪。

          他是誰呢?這可真吊足了考古人員的胃口。古人有“事死如事生”的習俗,從墓葬壁畫猜想主人喜好,最為直觀。已發現的壁畫,包括樂舞表演、家居生活、侍女、動物、植物等,描繪了錦衣玉食的生活狀態。讓劉乃濤印象最深的,是畫面里不同毛色的駿馬,可見主人是個有生活情趣的人,也體現了唐代的尚馬之風。

          為了讓那些僅能看清輪廓的彩繪侍女“重煥”新顏,考古隊還通過高光譜成像技術,提取了模糊不清,甚至肉眼無法識別的壁畫及底稿信息,為下一步的壁畫保護修復工作提供了技術支撐。

          雖然諸多現象使人浮想聯翩,但天氣寒冷,“為保護大量壁畫、石刻等遺跡,我們決定暫停考古,進行防寒處理,待來年開春后再進行考古發掘。”據后來統計,墓中保存了大約200平方米的彩繪壁畫。

          才發掘到一半,這座大墓已經被認定為北京現存面積最大、規格最高的唐墓。不過,考古的無窮魅力,就在于它不斷破解歷史舊謎的同時,又增添新謎。初定為唐墓后,在被盜最嚴重的后室,又發現了幾枚大定通寶銅錢。

          經研究,出土的大定通寶,是金世宗在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發行的第二套金代錢幣,而金世宗就是海陵王的死對頭和繼任者,繞來繞去,謎團似乎又回到了起點。

          在墓的前室和后室,分別發現唐、金兩種錢幣,使用時期至少相隔350年,難道說穿越了嗎?考古專家可不會被這些障眼法迷惑,他們分析了河北最大的唐墓,該墓有“大金皇統九年三月□日重修保”字樣的磚刻,可見墓主的后人曾在金代修葺過墓葬,大定通寶會不會也是重修墓葬時留下來的呢?當然,還有可能是盜墓者在某種盜墓儀式中所用。

          對于一個破壞如此嚴重的大墓,會有各種可能。但有一點仍是確定的,墓主人只能到唐史里面去找。

          幽州風云

          隋唐史里的北京地區有很多名字,幽州、范陽、盧龍、涿郡,但治所一直是薊城,也稱幽州城。

          上古時天下分為九州,今北京地區為幽州。武王伐紂后,在此分封了薊國和燕國,后來燕國滅薊國,遷都于薊城(大概在今廣安門一帶),所以北京古稱“薊城”“燕都”。

          自漢至隋,幽州地區皆以薊為治所。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分割幽州東部的漁陽、玉田、三河三縣,另置薊州(治所在今天津薊州區),薊的名稱逐漸用來專稱今天津薊縣地區,原來的幽州薊城則大多稱為幽州城。

          提起幽州城,人們總會想到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公元696年,陳子昂跟著武則天的兄弟武攸宜北征契丹,不被重用,還吃了敗仗,“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歌曰:‘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樂生、燕昭之事”指燕昭王設黃金臺招賢納士,對樂毅有知遇之恩的典故。不過,這一招并沒能抵御強秦,薊城一帶,此后一直戰亂不斷。有專家盤點從戰國到唐初的近千年,薊城真正太平的時光加在一起,竟不超過一個世紀。

          幽州城就疊在原來的薊城之上,陳子昂登上薊北樓,只見滿目瘡痍,不由慷慨悲歌。薊北樓在哪兒?有人說是今薊門橋一帶的“薊門煙樹”,也有人說是“金臺夕照”前身,更有人說遺址在大興一帶,這幽州臺早已成謎。

          幽州臺不可尋,幽州城又在哪呢?

          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征高句麗,第二年四月,在幽州誓師。同年十一月,鎩羽而歸,為悼念陣亡將士,建憫忠寺,即今法源寺。法源寺就像一根定海神針,確定了幽州城的東南角。

          再參考墓志和文獻,專家們基本確定了幽州城的四至:北墻在今宣武門大街,南墻在白紙坊西街,東墻在爛縵胡同沿線,西墻在甘石橋沿線。遼南京和唐幽州的位置幾乎重合,金中都只是在幽州城的基礎上又擴大了一點而已。

          幽州城總面積為8點多平方公里,不足長安的十分之一,城市西南的四分之一是子城,即軍隊駐扎地,范陽節度使最多的時候擁兵9萬多。陳子昂眼里的幽州,刀光劍影,是個軍事重鎮。

          公元752年,“赴薊門,覓封侯”的李白抵達幽州時,又是另一番景象。此時的幽州,不僅是邊陲重鎮,還是通商及北方少數民族南下的必經要道,所以經濟繁榮、胡風盛行,因此留下了“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的名句。

          幾乎可以肯定,李白是從南門進幽州的,當時南墻外就是隋煬帝打通的永濟渠,從江南乘船,可直達城下。此外,幽州還有海運便利,杜甫曾寫道:“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云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李白到幽州,離安史之亂只差3年,史書中稱,安祿山已為此做了多年準備。李白在長詩中影射道:“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這也被認為是最早揭出安祿山野心的詩句。

          李白沒寫幽州城內的狀況,這可能是因為幽州效仿長安,也劃分為里、坊,實行嚴格宵禁,沒什么特別的。雖然這26坊的名字在文獻里不明確,但專家們在各種石刻中,已經發現了25個坊名。

          觀察這些唐代地名,就會發現,像罽賓這樣在中亞一帶活動的部落,在幽州的商人和移民竟多至專有一坊;肅慎是東北古老民族,在幽州也專有一坊。

          唐王朝還將歸順的突厥人、奚人、契丹人,內遷到幽州,建成羈縻州(類似今天的自治區)。從懷柔、順義這些留存至今的地名,可見多元文化的交融之深。

          多元給幽州帶來了巨大財富。據記載,幽州“城北有市,百物山偫(音如至,意為儲備)”。出身商販、會六種語言的安祿山,“潛于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

          在房山云居寺保留的大量唐代石經中,出資贊助的商業行會竟達30多個,從中也可見幽州經濟的發達。

          得天獨厚的資源,成了滋養少數民族地方軍事集團的溫床。至大唐極盛的巔峰,安祿山和史思明終于從幽州起兵。他們引發的安史之亂,徹底改變了唐王朝的命運,也改變了幽州。

          清代著名學者趙翼曾說:“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所謂“地氣”,相當于現代人常說的“政治經濟重心”。

          中央民族大學的蔣愛花副教授研究唐幽州多年,她告訴記者:“唐時期的幽州角色多變,國力強勢時,為開疆拓土的經略之地;國力衰微時,則為軍事防守的要地;多數時期,充任中央政府經營東北的前沿。”安祿山抓住機會經營幽州,百姓日子過得不錯,以至于有人在墓志中為這位亂賊歌功頌德。





          在區域博弈中,幽州的優勢與長安的短板,日漸凸顯。在古都長安即將退出歷史舞臺時,同樣歷史悠久的幽州正在崛起。蔣愛花分析說:“從隋唐至元,幽州的戍邊角色悄悄發生了巨變:從胡地、戎墟演變成了中國古代后半期多個統一王朝的都城,安史之亂是個關鍵。”

          史思明墓

          公元757年,安祿山集團內訌,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所殺。安祿山的親信史思明不服安慶緒的節制,殺死安慶緒,篡取大燕政權,并將當時的都城幽州,改名為燕京。

          造化弄人,他與安祿山的命運竟極其相似。兩年后,史思明也在洛陽被兒子殺害。史朝義弒父后,用駱駝將其尸體從洛陽馱回燕京(今北京),一年后才以王禮發喪下葬。

          在唐幽州稱帝,又葬在幽州的,僅史思明一人,他是少數配得上長溝大墓葬制的歷史人物。不過,史思明墓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被發現了。

          在豐臺區王佐鄉林家墳西約100米處,地面有高大的封土堆,當地稱之為“大疙瘩”。農民長年在此取土,封土取盡后,就露出漢白玉石塊和石條。

          “農業學大寨”時,農民為了修大口井,就把石料取出做井壁。待老百姓取石料到底時,發現有鎏金銅牛(缺一條腿)、玉冊、馬鐙等幾件文物。

          1978年,北京市舉辦“文革”后的第一次出土文物展,展品中的玉冊引起了關注。按照唐制,只有帝王才有資格使用玉冊隨葬,玉冊上的內容跟墓志相仿,都是為死者歌功頌德的。展出中的玉冊,有“血未干唐有異端讒人罔極”等字,清楚地說明文物出土地應是一座唐墓,而墓主又直接與安史之亂有關。

          “知道這個線索后,我和袁進京就到林家墳去調查。我們先看了大口井,看見石料上有做工,確信出自高等級墓。但是當時經費有限,并沒有拆掉這口井。”1981年3月進行搶救性發掘的趙福生隊長說,由于磚石已經被百姓取到底部,能看到石室墓頂部有一層灰,灰印還在,墓室的大門已經碎了,石棺床還在,但多數也被起走,殘損的石棺蓋還剩下一兩塊。

          “幸虧棺床下面還有個金井。”古人講究“金井玉葬”,在陵寢地宮的核心,棺床正中央的位置,往往有一個圓形通地脈的深孔,稱為“金井”。史思明的棺床已經被推開,金井顯露出來,是個直徑1.5米、深1.75米的井狀坑。

          盜墓小說里也常寫到金井,墓主人往往把最貴重的陪葬品放在那里,史思明也不例外。趙福生說,這次發掘中,文物大都是從金井里出土的。

          新發現的三十多塊玉冊,用漢白玉磨制,長28.5厘米,寬3厘米,兩端各有一孔,用于連綴。每枚玉冊上面刻有11個字,字口填金。其中一塊玉冊上寫有“帝朝義”字樣,足以說明史朝義以君主自居。還有一塊玉冊上寫有“昭武皇帝崩于洛陽宮王芝”,文中“昭武皇帝”是史思明死后追贈的謚號。

          棺床周邊散落著兩塊頭蓋骨,還有一些腿部肢骨。“1980年代還沒有DNA分析,我們請了社科院從事體質人類學研究的潘其風做了年齡分析,和史書中記載史思明去世時的年齡接近,都是50多歲。”讓趙福生遺憾的是,史思明的頭蓋骨不知存放在哪個庫房,沒有進入國家相關基因庫用于研究,史思明到底是突厥人還是粟特人?至今仍是個謎。

          最特別的文物,當屬如今陳列在首博的銅坐龍。這條龍長得有點怪,四腳著地蹲坐著,背生雙翅,尖嘴猴腮。趙福生后來請教過考古學家孫機,他說這東西的學名應該叫“辟邪”。東漢的銅鏡上有銘文,對這些神獸做過解釋:一個角的叫做“辟邪”,兩個角的叫“天祿”。這銅坐龍雖然只出一個,但最早應該是一對,是鑲在皇帝所乘馬車前扶手的橫木上的辟邪之物。

          玉冊、銅坐龍、石像生等,史思明墓處處僭越,均是帝王規格。即便如此,也僅是“兩室一廳”,這讓長溝大墓的“五室一廳”格局,更加令人費解。

          唐初的皇親國戚講究歸葬邙山,不會葬在邊塞幽州。安祿山父子橫死軍中,僅安祿山有衣冠冢,史朝義在幽州城外自盡,也不會如此厚葬。如此算來,這王侯級別的墓,就只有晚唐時期的節度使們敢用了。

          安史之亂后期,為了應對吐蕃的侵襲,唐代宗不得不對安史叛軍采取了招降的方法。而這一舉動,使叛軍盤踞在魏博、成德、幽州,這河朔三鎮成了國家認可的“獨立王國”。

          他們獨立于中央,自立節帥,盡管三鎮內斗不斷,殺將奪權屢見不鮮,不過名義上仍奉唐朝為正統,各地節度使也時常向中央進貢。起初唐朝想收復三鎮,但后來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他們拱衛京城即可。陳寅恪認為,唐朝“雖號稱一朝,實成為二國”,而這個“二國”,就是河朔三鎮。

          在這個連皇帝都不敢惹的勢力集團中,又屬幽州實力最強。有趣的是,最早意識到幽州重要性的是唐代詩人。據統計,《全唐詩》中以幽州為題材的詩歌竟達219首,陳子昂、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均有佳作。

          “士人在失意之際,投奔強大的藩鎮在唐后期已經是慣例,藩鎮要想做大做強,也必須吸引人才加入。”蔣愛花說,幽州成為幾代詩人文學想象的焦點,為“地氣”轉換提供了依據。

          不過,“土皇帝”不好干,幽州節度使更難。有學者統計,幽州鎮共發生內部兵亂24起,而同時期的魏博鎮為11起,成德鎮為4起。幽州的兵亂問題比魏博、成德要嚴重得多。

          作為幽州節度使,他們除了管理兵馬錢糧軍民事務之外,還得時常為朝廷守衛邊疆、討伐鄰鎮,更要時時防范自己手下的驕兵悍將,甚至身邊的父子兄弟。

          安史之亂后的152年中,幽州換了25任節度使,其中僅5人平安地度過了任期,其余20人中,有11人被殺,1人自殺,5人被驅逐,3人自行出奔,結局大多十分悲慘。

          長溝大墓的主人,會是他們當中的哪一位呢?

          劉濟墓志

          2013年3月,在長溝大墓的主室內,考古隊終于將一張巨大的石質棺床清理出來。這張石棺床長約5米,寬約3米,上下共有6層,在劉乃濤的印象中,就連明清帝王陵,也從未見過如此多層的棺床。

          在石棺床的側面,每一層都雕刻著不一樣的圖案。第一層雕刻的是一些獸面,有的瞠目,有的含笑,形象各異,栩栩如生;第二層裝飾著祥云紋;第三層是牡丹花紋飾;依次往下分別裝飾著瑞獸、彩繪牡丹和祥云紋。

          難以理解的是,棺床還是個“爛尾工程”。在石棺床的第五層和第六層的紋飾上,只描繪了墨線,并未完成浮雕,而且第二層和第三層的雕刻也非常淺。只有第一層浮雕的獸面紋飾精致細膩。劉乃濤認為,這可能與下葬倉促,沒有最終完成有關。

          石棺床本應是墓主人的棺槨安放處,但該墓葬被發掘時,外層的石棺已經不見蹤影,猜測這些石料是被居民盜走,用于蓋房、鋪路或修水渠等,而內層的木棺已經殘毀,墓主人的尸骨也散落在石棺床一旁。

          2013年5月,最受期待的文字性文物出現了:一塊墓志蓋,描金篆書5行21個字,四周還以彩繪浮雕的手法雕刻了文吏懷抱十二生肖。

          在唐代,墓志一般分為上下兩層,稱為一合墓志。墓志的上層稱為“蓋”,下層稱為“底”,底部刻有墓志銘,蓋上刻有標題。

          這塊墓志蓋上的每一個字里,都進行了描金處理,以示重視和豪華。從標題看,墓志銘是屬于“太夫人”清河張氏的。

          墓志邊長1.6米多,大小與號稱全國唐志之最(邊長接近2米)的魏博鎮何弘敬墓志比較,稍遜一籌。但是,它所具有的絢麗色彩和浮雕則更勝一籌。

          一位女子的墓志蓋都如此精美,那男主人的墓志自然更值得期待。當考古隊員小心而又急切地刮開另一合墓志的土層后,令人沸騰的一幕出現了,頂蓋清楚地刻著“唐故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中書令贈太師劉公墓志之銘”。

          墓主人是幽州盧龍節度使,姓劉,如此豐富的信息,降低了解謎難度。專家們到《全唐文》上一查,就查到了題目相同的墓志銘。宰相權德輿曾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撰寫了墓志銘,還將銘文收入自己的文集。

          從權德輿寫的這封“表揚信”可以看出,劉濟享年53歲,在任時統轄范圍涵蓋今天的北京全境、河北北部、天津大部及遼寧西部地區,是三鎮中實力最強的藩鎮。他還曾為唐王朝對抗鮮卑族,打殺俘虜2萬人。

          在大多數節度使驕橫不法時,劉濟卻對朝廷恭順服從,因此很得賞識。為了對劉濟之死表示哀悼,唐王朝宣布輟朝三日,并指派宰相權德輿為其撰寫墓志銘,由書法家歸登書志并篆額。

          雖然發現了相關史料,但在沒有實錘之前,“劉公”的身份還只能是猜測。令人奇怪的是,相比前一合張夫人墓志,劉公的墓志顯得更小巧,也更簡單。裝飾中完全沒有浮雕、描金、彩繪的手法,只是簡單地在石頭上刻出人物線條。

          由于劉公墓志蓋斷裂缺角,考古人員不敢輕舉妄動。通過對墓志進行超聲波探傷,劉乃濤發現,兩塊墓志的外表看似牢固,但內里已經風化,出現了較深的裂紋。同時,墓志的密度分析顯示,這兩塊墓志重量驚人。其中,張夫人的墓志雖然大,但較薄,重達1噸,而劉公墓志雖然面積小,但比較厚,重達1.6噸。

          經過細致周密的準備,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最終決定,用龍門吊開啟兩合墓志。2013年6月22日,隨著龍門吊緩緩啟動,劉公的名諱終于展現在世人面前,墓志上書寫的“劉氏諱濟”幾個字,證明大墓的主人就是劉濟。

          與宰相文集對比,劉濟墓志出入不大,他死于7月,下葬于11月。從選址到下葬,僅用了4個月,難怪墓中建造出現了趕工的痕跡,有些粗糙不夠完美。

          劉濟夫人的志石正面楷書46行,共1438字,其中正文1315字。由于張氏事跡未見諸史料,此次發現的墓志,是第一次揭秘劉濟夫人張氏的身世。

          根據墓志,張夫人被封為薊國夫人、薊國太夫人、燕國太夫人,有唐一代,三次尊封,可謂榮耀至極。除了賢良淑德等一般性描述外,墓志還提到,張氏在劉濟死后,為穩定幽州政局做過貢獻。受封后,“棲心釋教”,普濟貧困,并仿效劉濟生前用舊宅興建崇效寺之舉,捐資修葺寺觀。兒子劉總也十分孝順,母親病重期間,服侍左右,茶飯不思。

          從墓志銘看,這簡直是夫唱婦隨、事業有成、母慈子孝的一家人。然而,真實的歷史又是怎樣呢?在劉濟墓志上,提及劉濟的死因:“寢疾薨于莫州之廨舍”,而按照史書的記載,劉濟根本不是病死的,而是被兒子劉總下毒害死的。

          到底哪個說法才是真的呢?

          藩鎮之亂

          北京電視臺對墓志的開啟進行了現場直播,將這位1100多年前叱咤風云的人物推到公眾面前。劉濟墓的發掘,也將唐史學界的目光聚焦于幽州。在齊心、張天虹、蔣愛花、楊亦武等專家的研究和講述下,劉濟和劉總的故事也豐滿起來:

          劉家是幽州的“四大家族”之一,在歷任幽州節度使中,統治時間最長的是劉濟、劉總父子。其中劉濟在位25年,劉總在位11年。

          劉家統治幽州,始于劉濟的父親劉怦。劉怦是唐德宗時幽州節度使朱滔的部將,朱滔造反后,大敗而歸,本以為留守幽州的劉怦會趁機上位,然而劉怦卻厚道地出城迎接。朱滔死后,劉怦為節度使,但他在位僅三個月就病死了,其子劉濟繼任。

          劉濟不同于一般軍閥,他曾在長安讀書,還中過進士,文化素養很高,而且很有政治才能。他繼承了父親在軍中善加撫慰的做法,同時保持著忠于朝廷的政治姿態。

          從墓葬的壁畫,大致能推斷劉濟歌舞升平的生活,然而這種生活卻危機四伏。為了爭權奪位,弟弟劉澭、劉源相繼與劉濟反目成仇,相互廝殺。

          戰爭,以及與親兄弟反目,或許讓劉濟感到倦怠,他虔誠地信仰佛教,并積極地行善積德。在云居寺藏經洞中,保留著一萬多塊石經,其中有一百多塊為劉濟所刻。在擔任節度使期間,劉濟持續刻經,為后人完整地留存了唐三藏翻譯的佛教經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劉濟還曾興辦學校,推廣儒學;舍宅為寺,建了現在西城的崇效寺。雖然深得民心,但對河朔三鎮的節度使來說,平安終老根本就是奢求。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朝廷討伐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劉濟立即出兵七萬,攻打成德管轄的安平、饒陽兩縣,可謂十分賣力,朝廷也評價他在河朔藩鎮中“最務恭順”。

          不過,白居易在《請罷恒州兵馬事宜》中揭穿了劉濟“最務恭順”的老底,大意是,劉濟本質上和王承宗是一伙的,他出兵攻打王承宗,并不是真心要滅了成德,而是企圖向朝廷邀功請賞,掙幾個外快而已。

          事實證明白居易的眼光很準。劉濟在攻下安平、饒陽兩個縣城之后,本該繼續進攻,但他以臥病在床為由,退回幽州鎮內駐扎,以致朝廷不得不宣布赦免王承宗。

          劉濟自認為可以在各方勢力間縱橫捭闔,最終卻栽在了兒子身上。劉濟出兵攻打成德時,讓長子劉緄為副大使鎮守幽州,次子劉總隨軍出征,這等于公開宣布了劉緄的繼承人地位,引起了劉總的不滿。他散布謠言說:中央對劉濟因病請假的工作態度非常不滿,要安排劉緄接班。

          唐憲宗即位以來,步步收緊的削藩政策,讓劉濟失去了對謠言進行冷靜思考、做出正確判斷的空間。原本就有病在身的劉濟,聽說兒子要在中央支持下篡位,一氣之下不吃不喝。直到有一天想喝水,被劉總趁機下毒,就這樣被毒死了。

          劉總又假傳父命,讓蒙在鼓里的劉緄趕往行軍大營,劉緄剛走到涿州,就被打死了。唐朝的執政者明知劉濟死得不明不白,仍順水推舟,承認了劉總的節度使地位。

          遺憾的是,這段文獻中記載的故事,并沒有通過考古得到最終驗證。劉濟的頭蓋骨被發現后,經過體質人類學分析,尸骨口腔內沒有檢測出中毒痕跡。不過,沒有檢測出來,也不能說劉總清白,畢竟,僅靠頭蓋骨,很多毒是驗不出來的。

          令人唏噓的是,在殺死父兄后,節度使之位不僅沒給劉總帶來歡愉,反倒無時不在折磨著他。文獻記載,劉總失眠,坐臥不寧,找來幾百個和尚給他日夜念經,后來又干脆搬到廟里去住,可見罪惡感一直伴隨著他。

          母親張氏去世后,劉總精心準備了墓志,也算一種贖罪吧。不過,在張氏墓志中,對除劉總外的子嗣只字未提,而史書記載劉濟至少有三子。這種刻意掩飾,客觀上造成了對劉氏后代傳承信息的隔斷。

          幽州節度使這份工作也越來越難干。成德節度使王承宗病死后,其子王元逵執意入朝歸順,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也宣布獻出魏博六州之地,歸順朝廷。名震天下的河朔三鎮,已有兩鎮歸順朝廷,剩下的幽州孤立無援,一想到這里,劉總禁不住渾身發抖。

          經過深思熟慮,他上表唐穆宗請求削發為僧,將幽州盧龍管轄內九州之地歸還朝廷。為了穩定幽州政局,他還向朝廷獻了兩計:

          一是建議朝廷將幽州鎮一分為三,削弱實力,使其不再具備對抗中央的條件。二是將一批最為驕悍的將領派到長安,希望朝廷加官晉爵,將他們穩在長安,讓幽州軍隊群龍無首。

          唐穆宗收到劉總的上表,非常高興,賜給他“大覺”法號。劉總披著御賜袈裟,悄悄出幽州城,赴長安為僧,走到定州時,卻暴斃身亡,終與佛法無緣。

          他處心積慮的兩條計策,也沒得到朝廷的重視。拆分幽州的建議,被即將出任幽州節度使的宰相張弘靖否決,他不希望自己執掌的藩鎮只是個弱鎮。那些被劉總派到長安的將領,張弘靖也沒有厚待,終致放虎歸山。再加上張弘靖在幽州處事不當,幽州叛亂又起,再度進入割據時代。

          正如蔣愛花所論,唐以前,中原王朝關注的重心在西北關中;唐以后,逐步轉移到東北幽燕,幽州既是北方游牧群體對中原王朝造成震蕩首當其沖的地區,也是唐朝滅亡后重新建構統一王朝國家的“起點”。

          • 編輯:張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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